从宋徽宗《写生珍禽图》说起(图)

　　不过，高兴之余，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位堪称天才的艺术家同样被人为析分为两段的天才作品不知何时才能合璧，一酬社稷山川之福，二餍我等翘首热盼之心。这就是贵为“天下一人”的道君皇帝宋徽宗(1082-1135)传世最激动人心的杰作——分藏于上海与台北号称当代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双鳄的刘益谦手中的《写生珍禽图》卷与林百里的《四禽图》卷。

　　2002 年4 月，中国嘉德春拍会上，宋徽宗《写生珍禽图》首度亮相。当时参加竞拍的有后来在中国艺术拍卖界名闻遐迩的尤伦斯男爵先生、台北资深藏家林百里先生，以及北京故宫等各方。以鉴定宋徽宗姑丈王诜(1036- ？)《烟江叠嶂图》卷为真迹而声名鹊起的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先生当时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将此卷上所钤宋徽宗双螭龙印与上博藏唐孙位《高逸图》比对，发现显系同一方。钟先生后来回忆说上博本有意竞买，但考虑到该卷系从北京故宫流出，而由故宫收入，其文化意义更大，故最终上博给北京故宫让了路。

　　不出所料，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最后以当时创纪录的2530 万元成交，但却由尤伦斯先生竞得，台北大藏家林百里先生以一口之差与之失之交臂，北京故宫则因预算不足铸成大憾。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林先生随后从著名文物收藏大家程琦(字伯奋，1911- ？)先生嫡裔手中购得宋徽宗《四禽图》卷，奉为至宝。

　　整整七年后，《写生珍禽图》再度面世，并在上海预展。从熙熙攘攘的延安饭店预展现场出来，偶遇刘益谦先生，即以该卷征询我意见。我具告以上诸事，并言从宋徽宗同时稍晚的邓椿(主要活动于12 世纪中期)的美术论著《画继》以迄清安岐(1683-1742)《墨缘汇观》以及清内府《石渠宝笈》等权威著作，皆有宋徽宗此卷的著录；而近现代最出色的诸位鉴定大师自张珩(1915-1963)、谢稚柳(1910-1997)、朱省斋、徐邦达(b.1911)到傅熹年(b.1933)等更对此卷推崇备至。

　　诸位大师以及当时以书画家而兼有鉴藏之名的于非闇(1888-1959)、张大千(1899-1983)以及日本的长尾甲(1864-1942)皆定此卷出自宋徽宗亲笔之作。一生致力于临摹宋徽宗、所作几可乱真的于非闇1942 年5 月曾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即《墨竹双禽图》)，并题说：“右宋宣和写生珍禽卷，白纸十二接，每接缝上押双龙方玺，前有政宣二玺，末纸特短，有大印已被割去，无款，无明以上印记，前后有梁蕉林，安麓邨收藏，乾隆九玺灿然，每图各有御题，《墨缘汇观》、《石渠宝笈》著录，画法生动，鸟之喙爪，竹之枝叶，非宋以后人所能仿佛，当为徽宋得意之品，不须疑也。”

　　其后，朱省斋和张珩(1915-1963)分别在其《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及《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中均以《写生珍禽图》卷与《四禽图》卷确系宋徽宗亲笔，朱云：“(《写生珍禽图》卷)笔墨与格局，与友人旧藏之《四禽图卷》，殆相仿佛，不仅确系真迹，且出自道君亲笔，断无疑也。”张则云：“(宋徽宗《四禽图卷》)乃徽宗亲笔，画法与《写生珍禽图》同。”略可遗憾的是，朱氏文中所言“友人旧藏”之“友人”并未确指。

　　谢稚柳和徐邦达则从《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卷与传世宋徽宗其他作品如《枇杷山鸟》、《竹禽图》等对照，辅以历史上所载宋徽宗亲笔作品之征，如所谓“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之类，认定《写生珍禽图》卷不仅系宋徽宗亲笔，更系其后期精彩之作。后，我专程拜会了钟银兰先生。钟先生在张珩等鉴定大师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写生珍禽图》卷与《四禽图》卷原就是一而二的，两卷不仅同出一人，且据其笔墨、线条等可证两者本为一卷。此前谢稚柳先生曾依《南宋馆阁录续录》所记“(宋徽宗)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之说认为“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而徐邦达先生亦有同类观点，云“‘十二禽’(即《写生珍禽图》卷)没有‘绍兴’押缝印，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如对卷等等。”皆可与钟先生所持论发明。

　　《写生珍禽图》卷的收藏经历似乎也极为一波三折。据其卷上所钤各印，并历代各种书画著录，可知《写生珍禽图》卷最早当是在靖康后流出宋内府，宋邓椿《画继》及佚名《南宋馆阁录续录》相继著录；随后400 年间，此卷辗转于民间，不复于各种典籍中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写生珍禽图》卷相继入于当时大收藏家梁清标(1620-1691)和安岐之手，并经安岐入于乾隆内府，随后被收入《石渠宝笈》。

　　乾隆对宋徽宗似乎别有用心，已有的多种实物证据表明，乾隆不仅在书法、绘画、弄琴等方面尽力向宋徽宗看齐，许多宋徽宗所制、所有之物，也都被其视为重物，极为珍惜，且百计示好。如北京保利2010 年秋拍以1.7 亿元创造世界乐器拍卖纪录的“宋徽宗御制清高宗御铭‘松石间意’琴”即属此例。而宋徽宗亲笔的《写生珍禽图》卷入藏清内府后，乾隆自然欣喜若狂，立即仿“松石间意”琴例，不仅将七玺一一钤上，更为之每段题写画名。

　　可惜的是，《写生珍禽图》卷如何从清内府流出并流落民间，此前并无确证。按照一般的路径，它应该是被太监们或偷或换出宫，或为溥仪借赏赐子弟名义携出。不过，于非闇在其自临《写生珍禽图》卷的《墨竹双禽图》卷后跋有“壬午五月以佳楮对临此卷，自谓不特形似也，得者其宝之”等语，可知他1942 年曾见此卷，但未言明藏者。自此一直到朱省斋、张珩、谢稚柳、徐邦达等人

　　品论，《写生珍禽图》卷似乎一直匿于国外，直至2002 年被尤伦斯拍得。

　　2009 年5 月29 日，北京保利春拍夜场如期举槌，到深夜，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才压轴出场。经过长达近一小时的艰难拉锯战，到次日凌晨，持572 号号牌的刘益谦终于以远低于1 亿元心理价位的6171 万元将《写生珍禽图》卷收入囊中，这一价格创造了当时中国书画的拍卖纪录，仅次于仇英《赤壁图》卷创造的7952 万元纪录。此卷不仅在价值上一举冠于刘益谦所藏中国古代书画，更一举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执牛耳地位。

　　流言不出意外地蜂起，其核心是《写生珍禽图》卷的真伪。事实上，窃以为，崔颢题诗在上头，即使李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坊间流传的各种捕风捉影的说法似已根本不值一哂。

　　令人感动的是，香港著名收藏家、鉴定家黄君寔先生将秘藏多年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后原长尾甲及张大千题跋馈赠于刘益谦，使成目前完璧。而此二人题跋尤其张大千二跋，则十分生动地解释了此前该卷所存的诸多疑惑，如卷上最后一个收藏印“嘉庆御览之宝”之后直到于非闇1942 年见临该卷之间它的行踪，以及朱省斋等人所言“友人”及“海外”等：

　　1、此卷卅年前于北平韵古斋见之，已而复于江藤长文庄见之。今日复得拜观于□□□中，真如渔父再入桃源，恍然如梦寐矣。长春散出徽宗《四禽图》，有御押、有“御书”二字方玺，与此当为一卷，为妄人分割耳，其时当在乾隆以前，有安仪周印识可证也。此卷最后有朱文方印，右边即朱文“御书”方玺，今在《四禽图》卷上者，《四禽图》为吾友王南屏所藏，他日或可携以对证，虹光贯斗，为一时盛事也。甲午十一月，同观者：瑞典喜龙仁、美国溪非跻夫妇、日本川合定治郎乔梓、无锡朱省斋，蜀郡张大千爰题记。

　　2、得以饱此眼福、订此墨缘，岛田修二郎先生之绍介也。张爰再识。

　　张大千卅年前即1924 年见《写生珍禽图》于北平韵古斋，可见它当时应在韵古斋主韩少慈(1873-1960)或其好友之手；又说《写生珍禽图》与《四禽图》卷当为一卷，益证谢稚柳、徐邦达、钟银兰诸先生论确；而《四禽图》卷行踪似也由此可定，朱省斋所言“友人”即玉斋主人王南屏(1924-1985)；又可知当时同意张大千以上看法的大有人在，如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他是《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七卷本《中国绘画史》的作者，美国当代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b.1926)曾担任他助理多年；而当时从中牵线的则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岛田修二郎，朱省斋《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中曾记与其在日本小川家族同观五代董源《溪山行旅图》。

　　斯时人文之盛、风流之胜，令人击节叹赏！惟可憾的是张大千毕生未得见而我辈热切期盼的“(《写生珍禽图》、《四禽图》合璧)虹光贯斗，为一时盛事”则不知何时可见也！